《大清盐商》正在热播 扬州盐商的由来 为什么扬州盐业发达？

　　除了私塾外，盐商也热衷于捐资修建书院。用来普及和提高一方学子们的文化水平。我国书院开始于唐代。宋元以来。书院日益增多和普及。至明清时期达到了鼎盛。由于有盐商在财力上的支持。清代扬州的书院迅速得以恢复和重建。三元坊有安定书院，北桥有敬亭书院，北门外有虹桥书院，广储门外有梅花书院。童生肄业者,则有课士堂、邗江学舍、广陵书院;训蒙则有西门义学、童子义学等等。柳诒征在《江苏书院志稿》中说:“两淮盐商利甲天下，书院膏火资焉，故扬州之书院，与江宁省会相颉颃，其著名者有安定、梅花、广陵三书院，省内外人士咸得肄业焉。”这些书院、学校的资金大都来自于盐商。正缘于雄厚的经济实力，扬州书院的地位与南京书院不相上下。

　　安定书院是在康熙元年由盐运使胡文学与一些盐商共同筹款而建成的。梅花书院是由盐商马曰独自出资兴办的。敬亭书院是由两淮商人出资在康熙二十二年建成的。担任过两淮总商的汪应庚在乾隆元年见扬州学府---江甘学宫岁久倾颓，捐出五万两银子重新修建，使得学宫焕然一新。又拿出二千两银子购置祭祖用品和乐器，一万三千两银子购买膏腴之田一千五百亩，作为学田，归学宫所有，以每年的租税作为学宫的年修经费及参加乡试学子的花费。《清稗类钞》中记载“汪太太捐资助书院”一事，扬州的安定、梅花两书院，绌于经费，汪太太独捐资数万以为之倡。这种类似的零星捐助在推动书院的发展中的作用是不应该被忽视的。

　　有了足够的经济实力，书院也就能请到一批一流的学者来此执掌书院。他们有的称为山长、掌院、院长。安定书院的院长有杭世骏、赵翼、蒋士铨、陈祖范等；梅花书院的院长有姚鼐、茅元铭、胡长龄等。因有众多名流学者集中于扬州讲学，不仅吸引了本地区的生员来书院读书，而且还有不少是外府、外省的生员来扬就读。“能文通艺之士萃于两院极盛”。安、梅两院为扬州培养了很多人才。如著名经学家段玉裁、训诂学家王念孙、王引之父子，以及后来成名的梁国治、洪亮吉、孙星衍、顾九苞等人，也都是安定书院培养出来的人才；而扬州学派中的刘文淇、凌曙则出身于梅花书院。在嘉庆四年即1809年，梅花书院的生徒洪莹在殿试中取得了状元，扬州特意建造了文昌阁，设立了孝廉堂，专门给举人讲课。《扬州画舫录．新城北录》中说姚鼐在梅花书院掌教时“风规雅峻，奖诱后学，赖以成名者甚多。”安定、梅花两书院确实成为有名于一方的书院。王振孙说:“安梅两院,自清以来校课士子，不限于一郡一邑，故四方来肄业者，颇多通人硕士，而其后多满天下者,亦不可胜数。……可谓极人才之盛矣。”由于盐商们对教育的重视，扬州在清代人才辈出，整个清代扬州府进士总数达348名，而且还有11名一甲进士，扬州成为国内重要的文化发达地区。

　　扬州的文化教育发达如此，同时又是两淮的盐业中心，巨大的资本和财富聚集于扬州，这引起了四面八方众多文人的向往。孔尚任认为天下有五大都会为士大夫必游之地，其中之一就是扬州。文人在这里“登临凭吊、交结文人”。此时的扬州“怀才抱艺者莫不寓居于此”。扬州作为文人聚集之城,为许多人所提到,李斗在《扬州画舫录》中称:“扬州为南北要冲，四方贤士大夫无不至此”,在其书中列举了数百个名闻遐迩寓居于扬州的文人摹刻的名字。因而在谢 《书画所见录》中称:“海内文士,半集淮扬”。确是一种真实的扬州人文场景的写照。

　　众多的文人纷纷远离故土而聚于扬州，既有因扬州地处南北交通要道，南来北往极为方便，也有扬州远离政治中心，商品经济比较发达，创作的氛围比较宽松等方面的原因。更需要指出的是盐商丰厚的财力,重视文化知识,不惜千金的风度,对于文人这也是一大吸引力所在。众多文人在扬州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便是盐商们对于文化作品的慷慨投入。正是盐商们对众多诗人、书画名家的作品的喜好与需求,利用自己的财力收买这些作品,这便成为众多的书画名家们创作的经济动力,同时也无疑促进了扬州书画市场的出现和形成。据《扬州画舫录》一书统计，扬州书画家有559人之多。这么多数量的书画家要生活下去，如果没有书画市场，没有盐商们对此的需求，他们的生存是无法设想的。正如郑板桥在《署中示舍弟墨》说的:“学诗不成，去而学写。学写不成,去而学画。

日卖百钱,以代耕稼;实救困贫,托名风雅。”为了生计，书画家们要写字作画。郑板桥做官前在扬州卖画,罢官后又在扬州卖画,“官罢囊空两袖寒,聊凭卖画佐朝餐。”李方膺去官后，穷老无依，更肆力于卖画,以资衣食。金农说过:“今人涂抹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便悬之于市肆,以易斗米。”他在扬州近二十年,卖书画自给,岁得千金。扬州盐商们收购字画，客观上给大批书画家解决了生计问题，从而促使了扬州文化事业的发展。郑板桥说得好:“但使囊有余钱,瓮有余酿,釜有余粮,取数叶赏心旧纸，放浪吟哦，兴要阔，皮要顽，为官灵动胜千官,达到六旬犹少。”书画卖得出去,生计解决了,即家有余钱、余粮、余酿,才能更好地创作书画。书画市场的繁荣正是缘于盐商们的热情与银子。也正是缘于这样的环境、这样的阶层才使得众多文人因生计、因功名等种种原因来扬州创作、发展。当时的许多文人来扬州欲借盐商的资金有所建树,而当时的盐商亦“喜招名士以自居”，从而使扬州士子稍读书者寓居于盐商,即不忧贫，不为衣食生计而烦忧，才能潜心于学术的钻研和创作。这种风气无疑使扬州很快成为一座举足轻重的文化城市。文人因为读书而能致富，在当时只有在扬州才变成了真实，才变成了可能。

　　事实也正是如此。盐商安麓村以“好士”称,江淮间文士贫不遇者,多依以为生，安麓村始终礼遇之,不稍懈也。安麓村以厚实财力不吝啬地投向文人的例子很多。在《清稗类钞》中记载，安麓村刻《书谱》时曾求袁枚题跋。袁枚仅仅写了“乾隆五十七年某月某日，随园袁某印可，时年七十有七”数字，安氏就喜出望外，赠二千两银子为礼金，一字就值百两银子，这种一文千金的交往应酬,也只有扬州的盐商才具备此实力。另一位著名的盐商马曰 ,字秋玉,“所与游者,皆当世名家,四方之士过之,适馆授餐,终无倦色。”在《扬州画舫录》中,记录马曰 供养文人的事例很多。最典型的是杭州人历鹗,来扬州为马氏食客,他利用马氏的藏书，关注于宋人文集、诗话说部以及山经、地志等，著有《辽史拾遗》、《宋诗纪事》、《南宋杂事诗》、《东城杂记》、《南宋院画录》等重要作品,蔚成大家。另一位寄居于马氏小玲珑山馆的著名史学家全祖望,一度曾得恶疾,马曰 出千金招聘扬州的著名医师,加以治疗。吴兴人姚世玉客死扬州，马氏出面为其料理后事，并刊刻其所作《莲花庄集》。在马曰去世后，袁枚在凭吊其挽诗中曾言“横陈图史常千架,供养文人过一生。”他用“供养文人过一生”来描述马曰 与文人交往的一生应该是相当真实而准确的。继马曰之后,大盐商江春、江 两兄弟承继了这一风气。凡士大夫过扬,，问其馆于何家,，不曰江春的康山草堂，即紫玲珑阁。《扬州画舫录》卷12称江氏二兄弟“雅好交游文人，四方词人墨客必招致其家，家有大厅可容百人，奇才之士,座中常满,亦一时之盛。”阮元在江死后所作的挽诗中有两句“从今名士舟，不向扬州泊。”可见江对名士们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除了几位盛极一时的大盐商不惜千金供养文人之外,盐商程晋芳、程梦星也是如此。尤以程晋芳“独好儒术,购书五万卷,招致天下高才博学,与共讨论,四方宾客、游士辐辏其门,由此交日广、名日高而家日替,”由于与文人交往花费太多，程晋芳本人又乐善好施予，无偿地接济亲朋好友，因而家业更加衰落，最后竟是贫不能自给。与名士的交往达到了痴迷的境界，甚至令自己到了山穷水尽、倾家荡产的程度，这在其他任何商业城市都是极难想象出来的。

　　由于盐商们的厚实财力、热情邀请、真诚相待、众多的藏书、舒适的条件等多方面的原因,使得盐商周围集结了一批又一批的文人，其中不少是名盛一时的学者、诗人、画家。正是由于盐商们的召集与资助，使得他们在一种无忧的环境下舒畅地生活和全心地创作，也使得扬州形成了自己的画派和学派，文化显示出了空前的繁荣，扬州成了与其经济位置相称的文化中心，涌现了一批名垂千古的作品与著作，为后人积累了极丰富的精神文化遗产，也成为今日扬州的宝贵历史文化财富。这种建立于盐商财力基础上的文化繁荣随着盐商财力的衰减而渐渐地没落。当盐商完全退出历史舞台时，扬州再也没有吸引全国一流文化名人的引力，也失去了东南文化中心的位置。但是，昔日创建的文化丰碑与几百年形成的文化氛围和积淀至今还在影响着扬州文化的发展与前进，成为扬州建设文化名城的历史基础。从这个意义上来评说盐商对扬州社会文化的影响，应该是积极的，也是应该充分肯定的。　　

编辑本段盐商经济与扬州文化

　　经济的繁荣与变动，对社会文化是有力的拉动。唐代扬州最称富庶，是人文荟萃之区，许多诗人为扬州所吸引，联翩而至，写下了为数甚多的歌咏扬州的诗篇。“烟花三月下扬州”，“街垂千步柳，霞映两重城”，“谁家唱水调，明月满扬州”，“十里长街市井连”，“夜市千灯照碧云”，“夜桥灯火连星汉，水郭帆樯近斗牛”等华章名句，道尽了扬州的繁华，也留下了历史的记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唐代扬州洋溢出的青春气息，给诗人们以极大的感染，对他们的诗风有良好的影响，只要遍读一下唐代诗人的扬州诗，就会得到深刻的印象。

　　经济对文化的作用，在清代中叶体现得最为明显而具体。清代扬州学派成就巨大，有人认为，这反映了另一面：慑于清政府文字狱的严密，使学者不得不向故纸堆中讨生活。其实这是一面之词。慑于文字狱，可以表现的形态很多，怎能因此而造成学术上的登峰造极。实事求是地说，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当时“政局稳定，生活安全，使学者有余裕以自厉其学”。这就是说，在稳定的社会环境中，经济发展，学者不需为日常生活发愁，才能一心一意做学问。当时扬州的经济，确能有这样的保证。还需注意到，清代与唐代有所不同，同是经济繁荣，还产生了一些士商关系的变化，士和商不再是两不相干的阶层，而是士商合流或亦儒亦商。与扬州学派有渊源关系的戴震，父亲是徽州市商，戴震少时曾跟随父亲在外经商。扬州学派中阮元的母亲出身盐商家庭，凌廷堪是徽商之子，年轻时有过经商的经历；汪中年轻时是扬州一家书店的店员，也是学商的。《扬州画舫录》记载过一位经学家纽树玉，是一个贩运木材的行商，“每负贩往来，必经邗上（扬州），留与邑中经学之士讲论数日乃去。”真是做生意不忘治学。社会经济富裕，商人富有，学者间富于同情和互动，加上这种社会环境中的思想较为解放，学术昌盛就有其必然性。当时相继而起扬州画派、广陵词派、广陵琴派、广陵棋派、扬州曲艺等等，都是这一土壤的产物，扬州有广阔的文化市场。

　　商人，主要是扬州盐商，有了一定的资本积累，使转而向文化发展。一是提高自身的文化素质，由商人而进入文化人之林；一是扶持社会文化事业，乐于出钱出力。具体的一些人物和活动，已成为扬州文化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页。如著名的“扬州二马”，“富藏书，喜结交文士”，为学者的撰述提供种种方便，并为他们刻书流传，他们自己也有著作传世，至今为人所称道。盐商们对扬州教育事业的关注，尤有普遍意义。显著的例子如雍正末年，“二马”之一的马曰琯独力重修扬州著名的梅花书院。乾隆初，汪应庚捐资五万余金重修扬州府学，又捐银一万三千余两，“置学田一千五百亩”，“以待学宫岁修及助乡试资斧”。嘉靖间，洪箴远捐资在扬州十二门各修义学一所，供贫家子弟入学。书院学府培育了不少人才，汪中即是进入盐商出资兴办的书院读书，后来成为著名学者的。当时扬州的安定、梅花书院，仪征的乐仪书院等，均隶属于盐运使管辖，以财赋之余培育人才，教师的待遇亦较他处为优。盐运使的财赋来自盐商，扬州的书院全靠盐商财力支持。这本身就是优良的文化传统。

　　康熙时命曹寅在扬州主持辑校刊刻《全唐诗》和《佩文韵府》，乾隆时在扬州汇编《曲海》和雕琢大型玉山《大禹治水图》，颁赐的扬州文汇阁《四库全书》要由两淮盐运使负责管理，这固然由于扬州的雕版印刷、漆玉工艺的水平十分精湛，各种人才聚集，但根本的一点，还是借重扬州的财力，主要是盐商的财力。

　　大造园林在盐商中蔚然成风，有“扬州园林甲天下”之称。现在扬州的园林，多是那时留存下来的。园林风格豪放与婉约兼蓄，创造了一种富有扬州个性的园林文化。

　　消费的需要带动了消费的产生。当时扬州的茶楼、酒肆、浴室、书场、戏台遍及城乡，在全国首屈一指，形成并逐步丰富了一种消费文化，淮扬菜系臻于成熟，搓背、修脚有了规范，由满足口腹之欲和人体之需上升为有美学意味的艺术。这又反过来引起人们的休闲兴趣，“早上皮包水，晚上水包皮”（饮茶和沐浴），成为普遍的生活现象，并在日常生活中提炼出一种精致来。

　　扬州经济在扬州文化上的体现，可以说是无所不在的。扬州是交通发达的地区。隋唐以来，由于运河的开凿和充分利用，地处长江三角洲的中心和运河长江交汇处的扬州，成为南北河运、东西江运水陆交通的总枢纽。优越的交通地理位置，造成了扬州经济的繁荣和发达，促进了扬州与国内外文化的交流。